解放军建联合作战实验平台 解决未来重大问题

  未来战争应该怎样打?这是军事科学院联合作战实验中心副主任叶雄兵苦苦思索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个难题,他参与打造我军首个联合作战实验平台,用数据与模型构建逼真的数字化战场,在虚拟世界中反复推演,验证并寻找最优的作战方案。

  经验表明,战前实验推演是信息化战争的一大趋势。因为这种超前性,叶雄兵和同事们也被称为走在战争前面的人。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今天的实验室里准备明天的战争。”叶雄兵说。

  参与打造我军首个联合作战实验平台

  空地一体战、“左勾拳”大规模远距离机动、“全面休克”式打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展现出的新军事理念和新型作战样式震惊了世界。

  鲜为人知的是,战前这些军队已利用联合作战实验系统对战争进程进行了反复设计与预演。

  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这给一直从事军事运筹研究的叶雄兵留下了深刻印象。还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他就开始参与相关的课题研究。进入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后流动站后,他又恰好赶上我军首个联合作战实验研究中心筹建。

  “这么多年我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联合作战实验!”48岁的叶雄兵回忆说。

  据介绍,联合作战实验是军事运筹学、作战指挥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它通过在计算机中建立作战模型,模拟作战过程,获取作战结果,从而为科学筹划决策等提供定量依据,堪称国之利器。

  然而,这样一款国之利器是买不来的。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严密封锁,根本没有模型和数据可供借鉴;另一方面,以往我军在作战实验基础数据和模型建设方面标准化、体系化程度较低……

  在实验平台研发中,叶雄兵主动牵头承担起最重最难的信息作战建模仿真等子系统的研发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展开艰难攻关。

  “背后是数不清的推倒重来。”副研究员董献洲清楚记得,一次编写某系统,团队多日辛苦之作却被叶雄兵一票否决。

  达到设计标准了,为啥重来?讨论会上,很多人想不通。“系统要具备多种分析验证功能,必须随时能够修改参数。”叶雄兵毫不退让。

  原来,叶雄兵发现,一些关键作战参数作为固定数值封装在程序中。虽然降低了设计难度,也达到了设计指标,但却限制了实验区间和精度,也不利于系统的后续升级。

  “系统不是用来评奖的,必须拿出我们最高的技术水平。”董献洲对叶雄兵的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编写、推倒、再编写,叶雄兵率领团队在研发上追求极致。

  最终,经过9次设计方案优化、17次大规模集成测试、上万次程序修改,一套具备六大功能、能提供3种实验模式的联合作战研究量化分析实验论证平台终于建成。这其中,叶雄兵率领团队完成了半数功能的设计研发。

  经过两期大规模建设,在原联合作战研究实验中心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军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联合作战实验平台,这也标志着我军作战理论拥有了自己的“风洞”实验场、“CT”扫描仪。

  精细仿真战场,作战实验容不下半点“差不多”

  在联合作战实验领域有一句名言,数据是作战模拟的血肉,模型是作战模拟的灵魂,掺不得半点水分。这一点,叶雄兵有切身体会。

  某年,叶雄兵带队参加部队组织的大型联演。从军区装备机关、生产厂家广泛搜集参与演习各型装备的详细性能数据,加班加点熟悉演习过程,编写完善试验程序。演习前3天,他们信心满满进驻演训场。

  “你们采用的装备数据,我们不认可!”出乎意料的是,平台预先演示后,一线部队指挥员却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数据不准,实验结果等于废纸,叶雄兵立即询问原因。原来,他们搜集的数据都是装备定型标准值,而现实情况是,由于服役时间、部署地点、保养水平等差异,实际装备技术指标已千差万别。

  原计划几十甚至上百套装备用同一组数据。如果要改,那就要为每一个装备“量身定制”模型,随之而来的将是剧增的数据采集量和程序的修改量。

  “按现实情况迅速调整!”叶雄兵带领团队昼夜奋战,重新采集几千条数据,改进系统、调试完善,终于顺利完成演习任务。

  “今天的一个误差,要用未来战场的鲜血作代价。”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叶雄兵都忍不住感慨:“要想精细仿真战场,就必须让模型更完美、数据更精准。”